1974年初的北京，寒意还没退尽，301医院的走廊里却格外安静。病房里，已经很久不能下床，说话也很吃力。护士轻声提醒：“邓副总理来了。”听到“邓”这个字，他原本有些浑浊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像是一下子被拽回了四十多年前的右江山谷。
对张云逸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探视。门刚推开，他就努力想抬一抬手臂。邓小平走到床边，握住他的手，没有寒暄，声音有些发紧：“云逸，我们两个，可真算得上是最老最老的战友了。”这句话一落下，一长串尘封的记忆，就从1929年的南宁、百色，一路翻涌过来。
有意思的是，两人真正见面之前，名字早就在彼此耳边打了好几年转。张云逸在广西军界、在旧军队里摸爬滚打，名头不小；邓小平在党内工作、在南宁周旋，同样显得老到干练。等到真正在右江见面，其实已经是“久闻其人”的感觉，只差一个握手。
那一握手，改变了他们各自的生命轨迹，也开启了一段整整四十五年的患难交情。
一、右江相会：从“久闻大名”到并肩起事
1929年10月下旬的右江西岸，天气还带着南方特有的湿热。张云逸率领的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刚从南宁艰难撤出，一路护送军械、人员来到恩隆县不远的江边。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准备在广西开辟新根据地的关键落脚点。
那段时间，南宁形势急转直下。李明瑞、俞作柏反蒋失败后，形势瞬间逆转，敌军随时可能压上来。中共南方机关必须尽快撤离，把几千人的武装和几千支枪炮，从南宁转移到右江上游，否则就有覆灭的危险。邓小平当时用的是化名“邓斌”，代表党中央主持这次撤离和转移。
船走水路，部队走陆路，两路呼应。邓小平先押着满载武器的军械船顺江而上，张云逸则奉命率部从陆路掩护。说句实在话，那时候谁都不敢保证能不能顺利到达右江，只能咬牙往前推。
10月20日前后，军械船终于靠上岸。张云逸正在大队部研究下一步打算，忽然见叶季壮领着一个个子不高、神情却非常干练的年轻人走进来。叶季壮笑着介绍：“这位，就是邓斌同志。”那一刻，张云逸心里很清楚，自己等的“关键人物”到了。
邓小平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得很直白：“你就是张云逸？你的名字，在南宁这几个月，可是天天听起。虽然过去没见过面，其实早就算相识了。”这句话，说得既坦率，又带着一点战友间的亲近。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背景截然不同。张云逸出身旧军界，打过北伐，懂指挥、懂部队脾气；邓小平则在党内长期做政治、组织工作，对形势判断极为敏锐。一个熟悉地方武装和军队，一个善于统筹全局、联系群众，在危局中搭在一起，很自然就成了“互补的组合”。
当天，右江特委的雷经天等人也赶来会合。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地图，一边拿纸笔划算：军械怎么分配，人员如何安置，什么地方适合建根据地。最后，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尽快向百色推进，把大部分武器运到那里，腾出空间，以百色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
第二天，大队和教导总队开拔，军械船与陆路部队相互呼应。10月22日，队伍顺利抵达百色，这一步走稳了，后面的百色起义，才有可能真正铺开。
有过那几天南宁突围和右江合流的经历，张云逸对邓小平的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邓小平在会议上抓得特别紧的，是两件事：发动群众和整顿部队。他提出，必须同时抓这两头，才能让部队真正扎下根，而不是打一阵就走。
讨论公开政权形式时，大家都犯难：原来的“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名义太“军”，不利于公开领导地方工作。邓小平转了个弯，提出利用旧有的“督办”名义，设立右江督办公署，再在实质上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谁来当这个督办？他点名推荐张云逸——既是广西籍将领，在当地有威望，又在部队中有号召力，一举两得。
张云逸接受任命后，马上以“督办”的身份发出通知，要求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把税款全部集中上缴。短时间内，便筹集到几万元经费，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准备了重要物质基础。这种“借旧壳办新事”的做法，说到底，是政治和军事结合的一个典型操作，而这一点，正是邓小平善于谋划、张云逸善于执行的结果。
也就是从这段时间起，他们之间不再只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能一起坐下来掏心掏肺讨论大局的“老搭档”。
二、百色起义与鏖战右江：同上一条战壕
右江地区的社会矛盾，在当时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瑶族、壮族、苗族等各族群众，长期受到地方豪绅、反动武装和旧政权压迫，反抗情绪非常强烈。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在这里宣传革命、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基础并非一片空白。
邓小平和张云逸认真分析当地形势后，很快注意到一个危险的存在——驻防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这支部队的头目叫熊镐，原是土匪头子，手下千余人，多数是散匪、流氓出身，到处抢掠，民愤极大。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要想在右江扎稳脚跟，必须先解决这股反动武装。
经过多天侦察和研究，他们做出果断决定：先发制人，围歼第三大队。战斗展开后，红军一举俘虏敌军千余人，缴获枪支七百多支，狠狠打掉了敌人一个锐气，也扫清了准备百色起义的主要军事障碍。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关于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送到百色。中央决定在左右江地区组建红七军，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这对后来经常被人称作“军政搭档”的组合，从那一刻起算，名义和实质都完全统一起来。
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提出用约四十天完成起义准备，在“广西起义两周年”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公开举行起义。他在会上明确强调，起义不是一场“热闹”，关键是要建立一支真正属于工农的正规军和一套能够运转的政权机构。
1929年12月1日，百色城内锣鼓喧天。东门广场上，工人、士兵、教师、农民、商人等五千多人齐聚一堂，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军旗，在城楼上冉冉升起。张云逸、邓小平、雷经天等人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
会上公布了红七军及三个纵队领导名单：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军党委随即改为前敌委员会，邓小平出任前敌委书记，从此，军中重大决策，由这对搭档共同承担。
之后的几个月里，红七军转战桂、黔边界，在榕江一带连续作战，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部队装备，扩大了政治影响。待部队在榕江城稍事休整，张云逸和其他领导人判断：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应当抓住时机，迅速返回右江。
1930年5月中旬，红七军主力回到东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出收复右江沿岸各县、重新夺回百色的决定。6月初，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奉命开赴百色。
那一仗，在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里印象极深。天气酷热，部队却斗志高昂。攻城的关键，是长蛇岭上的大碉堡，这是敌人防御的支撑点。第二纵队多次强攻未果，战士伤亡不小，时间一点点过去，如果碉堡不拔掉，整个行动就可能陷入被动。
张云逸冒着密集火力，绕到碉堡侧翼，爬上长蛇岭，在距离敌人阵地约五百米处观察地形，现场召开小型军官会议，重新部署攻坚。按照他的指挥，火炮集中对碉堡实施三轮重点射击，碉堡终于被炸塌。敌人阵脚大乱，仓皇向城内逃窜，红七军趁势突入百色镇，展开激烈巷战。
当天下午战斗结束，红七军缴获枪支五百余支，击毙击伤敌人六百余名，夺得大量弹药和物资，百色再度回到革命力量手中。不得不说，这一战既考验了指挥员的胆识，也进一步磨合了张云逸、邓小平之间的默契——一个更偏重战场调度，一个在背后盯大局、稳思想，两条线扭成一股绳。
1930年7月，在形势和任务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二人又做出一个看似“不那么显眼”、却极为长远的决定：在恩隆县平马镇创办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骨干。邓小平从政治和组织角度提出办班设想，张云逸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并迅速付诸实施。
从这一点看，两人的合作，并不仅仅停留在“打仗能打赢”这一层面，还往前多想了一步——要有人，要有后备队伍，革命才能走得远。
三、受命远征与失散重逢：道路不同，牵挂不断
形势到了1930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李立三错误估计全国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在这样的判断下，中央对红七军提出了极其艰巨的任务：从桂北打向桂林、柳州，再企图通过广东小北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最后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广州。
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抵达平马镇，在10月初的红七军前敌委会议上，正式传达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和决议。他提出“打到桂林去”“打到柳州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语气斩钉截铁。
对这份命令，前敌委内部有保留，张云逸和邓小平都清楚，以红七军当时的力量，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度极大，甚至带有不现实的色彩。这不是畏惧，而是基于对敌我力量对比、战场环境的冷静评估。可邓岗坚持认为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决议，争论一番后，张云逸、邓小平还是选择执行命令，把个人判断暂时放到一边。
会后，红七军根据要求进行整编。原有四个纵队，改为第十九、第廿、第廿一三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红八军第一纵队在艰苦转战后，也在河池一带合编入红七军。部队规模扩大了，任务却愈加艰险。
1931年2月5日，红七军在张云逸、邓小平率领下，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乐昌河附近的梅花村一带，准备在杨溪渡口渡河，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个渡口十分普通，却关系到能否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握手。
现场的问题很现实：可供渡河的工具只有两只破旧小船，一次最多只能摆渡二十多人，来回一趟要十几分钟。大部队横渡，需要很长时间。前半天，渡河还算顺利，已经有部分部队和警卫人员过了河。傍晚时分，枪声突然从河对岸响起，打破僵局——广东军阀调集的敌军，已悄然赶到。
邓小平和李明瑞马上调动已过河的五十八团一部，迎敌掩护。战斗打得很急，双方在狭窄地域展开激烈交火。由于敌人兵力和火力占优，且占据有利地形，红军未能守住对岸阵地，渡口被敌人夺去。已经渡河的队伍不得不机动转移，未渡河的一大部分，多是非战斗人员，随身弹药有限，形势突然变得十分危急。
就在不少人心里发慌的时候，张云逸骑马赶到。他压低嗓子对大家说：“现在过不了河，就先向后撤。敌人再凶，也挡不住我们。总有一天，要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透着一种稳劲，把慌乱情绪压了下去。
之后几年，红七军辗转作战，张云逸率领部队多方机动，终于闯过重重封锁，进入中央苏区，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会合。邓小平则在另一路辗转，几经周折，也来到了中央红军。两人在新的苏区环境里，再度并肩战斗，但分属的具体部队和岗位，已经有了变化。
1934年，受“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主力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处境极度艰难。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在贵州、四川一带企图围歼红军，形势危急到几乎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
在讨论如何摆脱围追堵截时，中央得出一致判断：必须突破乌江防线，才能打开新的机动空间。为此，毛泽东点名由负责指挥夺取乌江渡口的行动，派张云逸协助刘伯承一起筹划、落实具体指挥。这场战斗之后被证明是战略转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张云逸在其中表现出极高的战场组织能力，得到刘伯承和毛泽东的肯定。
长征路上，张云逸和邓小平虽然不总在同一个指挥系统，却时常打听对方的情况。路途漫长，多数时候只能通过传来的简短口信知道“人还在队伍里”。这种不见面却始终记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岗位上。
从1930年代初的乐昌河受阻，到1935年前后各自随部队走上不同战线，两人在战场上的聚散，既带有时代的必然，也带着一点个人情感上的无奈。但有一点始终未变：一旦再次相遇，他们依旧把彼此当成最熟悉的“老搭档”。
四、建国之后与病榻相见：老搭档的最后一句话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南方特别是华南地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他重点抓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各方面力量，肃清广西、广东一带长期存在的土匪势力和残余武装。这项工作看上去没有前线作战那样显眼，却极为复杂，需要政治、军事、群众工作多方配合。
邓小平多次回忆这一时期，说张云逸“还是那个老样子，做事干练，原则性强，又肯下到基层去看实际情况”。这句话，说得不华丽，却点出一个事实：从右江起义时期，到建国后几十年，张云逸始终保持着那种务实、肯担当的工作作风。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日渐吃不消。1970年前后，病情开始恶化，到了1973年，在妻子的陪同下，他住进医院接受系统治疗。那会儿，他已经年逾七十，几次病情起伏，家人和老战友心里都明白，情况不容乐观。
张云逸的儿子张光东，当时在四川偏远山区工作。得知父亲病重后，他向组织申请回京探望。上级考虑到他自从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就再没和父亲正式团聚过，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赶到病房时，张云逸正处在昏迷与清醒交替的状态。张光东俯身喊了一句：“爸爸，不孝子张光东来看你了。”话音刚落，昏迷中的张云逸竟缓缓睁开眼睛，费力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很快认出这是多年未见的儿子，嘴唇微微颤动，说了句断断续续的话：“能留在父亲身边……不要走了，好吗？”
这一句，不长，却把一个老将军压在心底多年的父爱暴露了出来。对外，他是严厉的领导者、坚决的指挥员；对家人，他有时显得沉默、甚至有些“板着脸”。到生命后期，防线一下子松开，连儿子都忍不住背过身去掉泪。
1974年2月，张云逸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严重脑血栓，下半身瘫痪，说话更为吃力。为了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组织决定将他转入北京301医院救治。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特意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有关方面全力抢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关心，许多早年的老战友纷纷前来探望。
莫文骅、谭震林、叶剑英、韦国清等，一批一批走进病房。每个人的头发都已经花白，谈起昔日战斗，一下子就能接上话头。这些人的出现，本身就是半部中国革命军史的缩影。
1974年，邓小平再次被安排负责部分中央工作。消息一出，老一辈战友中不少人都特别关注。张云逸住在病房里，听到风声，虽然不能多说话，但心里很清楚：这位当年百色起义的“邓斌”，又回到中央岗位上来了。
很快，邓小平抽出时间，到301医院看望张云逸。一进病房，他就看见床上的老战友比记忆中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说话困难。邓小平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喊了声：“云逸。”张云逸努力睁开眼，看到是他，眼眶明显湿润了。
两人没有太多铺垫。张云逸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分别之前，还能见你这位老搭档，真好啊。”这话说得很慢，却字字用力。他知道，自己大概率熬不过这一关，而眼前这个战友，已经肩负起新的重任。人与事，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
邓小平听完，沉默了一下，反握住他的手，说：“云逸同志，我们两个可是最老最老的战友。别说丧气话。从百色起义到现在，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这次也要顶过去。老搭档，你一定能好起来。”语气还像过去那样平实，里面却压着很重的感情。
这番对话，并不长，却把两人的关系点得非常透。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不只是“同事”，而是一起从南宁撤离、右江转战、百色起义、长征血战过来的老战友。所谓“分别之前还能见你真好”，背后装着的，是四十五年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也是一种“把话说到这儿”的交代。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睡梦中安静离世，享年七十八岁。按照时间往回倒，他自辛亥革命时期便投身军事生涯，先后参加反清斗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这条路走了整整六十多年。
如果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交往拎出来看，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脉络：1929年在右江相会，携手发起百色起义；1930年前后，一起承受执行错误决策的压力，带着红七军转战各地；长征途中，虽不常同处一线，却在关键战役中互相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分赴不同战线，却一直关注对方的工作，直到七十年代初，在病房里完成了那次意义非同一般的会面。
张云逸说“分别之前还能见你真好”，并不是客套话，而是一位老一辈革命者，对自己一生战斗伙伴的一句朴素总结。对邓小平来说，这句话既是告别，也是托付。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那段从南宁到右江、从百色到长征的往事，始终像一条不曾断开的线，藏在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中国革命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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